「這個世界有一半的人營養過剩，以及一半的人餓著肚子睡覺，但如果你知道光靠消費就可以幫助他們，你願意做嗎？」余宛如笑著問了這個問題。

隨著農業工業化、食品全球化的發展，表面上看來，經濟規模是越來越大了，但生產者與消費者卻同時受害：農民得不到合理的報酬、一般人吃不到安全的食物，然後森林、河川、空氣日漸受到破壞。尤其全球供應鏈下的咖啡產業，更藏著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。
 

「很多愛咖啡的人可比把曼特寧的等級、品種、風味說得頭頭是道，卻不知道每喝下一杯，就等於花錢支持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社會。」徐文彥指出，曼特寧最重要的產地蘇門答臘，是以父權為核心的地區，許多婦女付出與男性相差無幾的勞動，卻得到比男性少上許多的報酬。
 

不過，就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（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, FLO）介入後，印尼唯一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咖啡合作社成立了，在彼此互助合作下，從經理到行政人員、生產者，都可以得到跟男人一樣的工資。而這個公平效益，繼續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，其中最關鍵的力量，就是消費！
 

2007年，臺灣第一家獲FLO認證的咖啡品牌「生態綠」成立，他們賣咖啡、賣豆子，也為企業成立公平貿易茶水間。不過創辦人徐文彥、余宛如夫妻倆認為，與其說他們是咖啡的銷售者，不如說是農民的協力者；而生態綠所有的商業行為，就是一場永不止息的消費者運動。

價格或價值？

徐文彥從學生時代就時常參與社會運動，但總在抗爭現場被如此質疑：「你們這些人這麼想當山頂洞人，就回去山上生活啦！」後來，他開始思考，環保跟商業之間必然這麼對立嗎？
 

不久之後，他們無意間關注到FLO體系，便與該組織一同走訪世界各地，為消費者尋找好的食材，同時在2007年成立生態綠咖啡館。那個時候，臺灣還是公平貿易的沙漠，許多人經過咖啡店，看到招牌上顏色對比強烈的公平貿易標章，還以為是秘密宗教組織。
 

這個標章的力量就在於分攤農業生產的風險。消費者想保護身體，也想保護環境，可是光倡導有機並沒有辦法鼓勵農民停用農藥，因此公平貿易組織就用高於市場的價格保證收購，再要求農民降低或放棄用藥。
 

特許商則從FLO列舉的清單中選擇進貨對象，且須每年繳交年費、標籤認證費及營收的1%作為「社區發展基金」，幫助產地農民改善環境、勞動、衛生、經濟條件。
 

農民及商家都必須符合FLO制定的標準，才能貼上公平貿易的標籤。因為條件嚴格，徐文彥、余宛如一開始就意識到不能將咖啡店當作慈善事業，因此下足功夫學習咖啡技術，店員要站上吧檯前也得先訓練三個月，生態綠因而獲頒台北市精品咖啡Top 30。

開幕前幾年他們刻意不訂價，要消費者自己決定一杯咖啡的價值，藉以製造跟客人對話的機會，並行銷公平貿易理念。果然，許多老客戶都慢慢瞭解老闆的苦心，不過也有人丟下二十塊，便要了一杯咖啡，余宛如爽朗一笑說：「我們訂了規則就要接受挑戰，但老實說，這種方法很不永續，因為『合理利潤』本來就是公平貿易的基本概念。」因此從2012年開始，生態綠開始為產品訂價。

生態綠咖啡館過去既是公平貿易咖啡的販售重鎮，也是社會理念的宣傳基地。

一項產品就是一個故事

「我們在中美洲看到很多香蕉業者用小飛機噴灑農業，噴完之後，農民依然只能得到非常低廉的收購價，而且身體都壞掉了，這就是生產跟銷售系統破碎的結果。」徐文彥還舉例，「有一次我去祕魯拜訪可可農民時，口袋裡剛好有M&M巧克力，我就隨手拿幾顆給他吃，他吃一口就說：『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巧克力！』可見，農業工業化後，把食物的本質都破壞掉了。」
 

公平貿易系統，正是嘗試著打破原本不健康的商業結構，生態綠也進一步擴充產品，例如紅酒、葡萄酒、可可、南非國寶茶等。
 

余宛如曾實際走訪秘魯可可產地，那裡是座雨林，以往都種毒品或淘金，後來雖然改種可可，但一斤只能賣5塊台幣，低廉的價格令農民生活無以為繼。
 

公平貿易組織介入後，教導農民有機栽種，還協助成立巧克力合作社，使得可可豆收購價成長了十倍，合作社亦提供醫療保險、股利分紅等。

生態綠創辦人余宛如（左一）、徐文彥（右二）對產品的保證不僅來自公平貿易標籤而已，還會時常到產地親自拜訪農民。

又如生態綠的酒類來自南非。早期南非莊園主人都以酒代替勞工工資，因此黑人社區常有酗酒問題，嬰兒甚至會酒精中毒。曼德拉上台後，政府跟公平貿易組織合作成立紅酒合作社，股東都是農民，利潤才回到生產者身上。生態綠亦向南非進口國寶茶，也是為了幫助當地有色人種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。
 

還有迦納的棉花農以前將棉花交給收購商時，總是被業者刻意低估產量，如十斤縮水成八斤。因此當地農民在獲得公平貿易協助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買一把秤。「一把秤其實只是很簡單的投資，可是之前買不起時，只能在國際期貨市場裡載浮載沉。」徐文彥說。
 

類似個案正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，農民除了個人收益增加外，還可以共同討論公基金的用途，比如秘魯合作社成立專屬的可可工廠，自行加工可可、巧克力外銷。又如印尼農民建築清真寺，非洲則設置乾淨的水井等。
 

徐文彥認為：「當我們給農民合理的報酬，農民也會給土地、農作物、消費者相對的回報。我們希望在這過程中，可以讓消費者知道商業運作的背後，影響了很多人的生活跟整個地球的環境。」

每個人都是世界公民

除了投身世界性的公平貿易系統外，生態綠還曾成立副品牌「好樣綠」，以公平貿易概念收購臺灣各地的農產，例如先前高雄旗山的香蕉收購價是每斤1元，余宛如便用25元收購有機香蕉，再送到店裡做成香蕉蛋糕。再如其他水果，像是蛋糕、果醋、果汁、果醬，也都來自臺灣各地的有機食材。
 

儘管如此，還是有人質疑生態綠不優先幫助臺灣農民，余宛如則回應，「真要比較的話，臺灣有很多面向在全球評比上已經名列前茅，我們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，比很多國家、社會擁有能力了，那可不可以分一點心力去幫助別人？而且很多時候，『競爭力』是來自你想做更多的事情！」
 

她也強調：「在地的食物跟進口的食物根本沒有衝突，如果是在地型的，可以以社區支持型農業來運作；本土比較少的食物，就用公平貿易方法來填補缺口，一樣可以平衡。」
 

目前，FLO的產品已經行銷了70多個國家，讓600多個生產者團體受益，國際市場甚至還以每年超過50%的速度成長。至於生態綠過去也已協助成立35個合作社，每年繳出去的社區發展金累積達到75萬元，可以蓋10個學校、8個水井等。

除了咖啡館以外，公平貿易超市進一步蒐羅世界各地更多元的公平貿易商品。

2015年開始，生態綠將咖啡館及超市關閉，轉而在新北市成立加工廠，並以合作通路及品牌電子商務網站為經營主軸。「我們想做的，從來不是服務業，而是咖啡產業、公平貿易產業。」余宛如指出：「一開始我們開店面是為了推廣公平貿易，但現在外面已經有400多個通路與實體店面銷售生態綠的產品，實在不缺這家咖啡館了。」
 

新的生態綠，推出的第一個產品是與心路基金會庇護工場合作研發的蛋捲。當中採用了秘魯的可可、模里西斯的蔗糖，而且不使用嚴重破壞雨林的棕櫚油，「我們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讓消費者用很簡單的方式參與『改變世界食物』的計畫。」
 

余宛如強調，所謂公平，是權力關係的公平，而不是金錢上的施捨。當消費者走進供應體系裡承擔風險，農民也能參與價格決定，才有機會撼動全球糧食的供應結構，這便是一場沒有抗爭、沒有吶喊，也沒有激情的倫理消費運動。

生態綠轉型品牌電商，2016年即榮獲數位時代網路人氣賣家百強第28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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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標示為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