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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態綠咖啡 用「消費」進行無聲的社會運動
「這個世界有一半的人營養過剩,以及一半的人餓著肚子睡覺,但如果你知道光靠消費就可以幫助他們,你願意做嗎?」余宛如笑著問了這個問題。
隨著農業工業化、食品全球化的發展,表面上看來,經濟規模是越來越大了,但生產者與消費者卻同時受害:農民得不到合理的報酬、一般人吃不到安全的食物,然後森林、河川、空氣日漸受到破壞。尤其全球供應鏈下的咖啡產業,更藏著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。
「很多愛咖啡的人可比把曼特寧的等級、品種、風味說得頭頭是道,卻不知道每喝下一杯,就等於花錢支持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社會。」徐文彥指出,曼特寧最重要的產地蘇門答臘,是以父權為核心的地區,許多婦女付出與男性相差無幾的勞動,卻得到比男性少上許多的報酬。
不過,就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(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, FLO)介入後,印尼唯一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咖啡合作社成立了,在彼此互助合作下,從經理到行政人員、生產者,都可以得到跟男人一樣的工資。而這個公平效益,繼續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,其中最關鍵的力量,就是消費!
2007年,臺灣第一家獲FLO認證的咖啡品牌「生態綠」成立,他們賣咖啡、賣豆子,也為企業成立公平貿易茶水間。不過創辦人徐文彥、余宛如夫妻倆認為,與其說他們是咖啡的銷售者,不如說是農民的協力者;而生態綠所有的商業行為,就是一場永不止息的消費者運動。
價格或價值?
徐文彥從學生時代就時常參與社會運動,但總在抗爭現場被如此質疑:「你們這些人這麼想當山頂洞人,就回去山上生活啦!」後來,他開始思考,環保跟商業之間必然這麼對立嗎?
不久之後,他們無意間關注到FLO體系,便與該組織一同走訪世界各地,為消費者尋找好的食材,同時在2007年成立生態綠咖啡館。那個時候,臺灣還是公平貿易的沙漠,許多人經過咖啡店,看到招牌上顏色對比強烈的公平貿易標章,還以為是秘密宗教組織。
這個標章的力量就在於分攤農業生產的風險。消費者想保護身體,也想保護環境,可是光倡導有機並沒有辦法鼓勵農民停用農藥,因此公平貿易組織就用高於市場的價格保證收購,再要求農民降低或放棄用藥。
特許商則從FLO列舉的清單中選擇進貨對象,且須每年繳交年費、標籤認證費及營收的1%作為「社區發展基金」,幫助產地農民改善環境、勞動、衛生、經濟條件。
農民及商家都必須符合FLO制定的標準,才能貼上公平貿易的標籤。因為條件嚴格,徐文彥、余宛如一開始就意識到不能將咖啡店當作慈善事業,因此下足功夫學習咖啡技術,店員要站上吧檯前也得先訓練三個月,生態綠因而獲頒台北市精品咖啡Top 30。
開幕前幾年他們刻意不訂價,要消費者自己決定一杯咖啡的價值,藉以製造跟客人對話的機會,並行銷公平貿易理念。果然,許多老客戶都慢慢瞭解老闆的苦心,不過也有人丟下二十塊,便要了一杯咖啡,余宛如爽朗一笑說:「我們訂了規則就要接受挑戰,但老實說,這種方法很不永續,因為『合理利潤』本來就是公平貿易的基本概念。」因此從2012年開始,生態綠開始為產品訂價。
生態綠咖啡館過去既是公平貿易咖啡的販售重鎮,也是社會理念的宣傳基地。
一項產品就是一個故事
「我們在中美洲看到很多香蕉業者用小飛機噴灑農業,噴完之後,農民依然只能得到非常低廉的收購價,而且身體都壞掉了,這就是生產跟銷售系統破碎的結果。」徐文彥還舉例,「有一次我去祕魯拜訪可可農民時,口袋裡剛好有M&M巧克力,我就隨手拿幾顆給他吃,他吃一口就說:『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巧克力!』可見,農業工業化後,把食物的本質都破壞掉了。」
公平貿易系統,正是嘗試著打破原本不健康的商業結構,生態綠也進一步擴充產品,例如紅酒、葡萄酒、可可、南非國寶茶等。
余宛如曾實際走訪秘魯可可產地,那裡是座雨林,以往都種毒品或淘金,後來雖然改種可可,但一斤只能賣5塊台幣,低廉的價格令農民生活無以為繼。
公平貿易組織介入後,教導農民有機栽種,還協助成立巧克力合作社,使得可可豆收購價成長了十倍,合作社亦提供醫療保險、股利分紅等。
生態綠創辦人余宛如(左一)、徐文彥(右二)對產品的保證不僅來自公平貿易標籤而已,還會時常到產地親自拜訪農民。
又如生態綠的酒類來自南非。早期南非莊園主人都以酒代替勞工工資,因此黑人社區常有酗酒問題,嬰兒甚至會酒精中毒。曼德拉上台後,政府跟公平貿易組織合作成立紅酒合作社,股東都是農民,利潤才回到生產者身上。生態綠亦向南非進口國寶茶,也是為了幫助當地有色人種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。
還有迦納的棉花農以前將棉花交給收購商時,總是被業者刻意低估產量,如十斤縮水成八斤。因此當地農民在獲得公平貿易協助之後,第一件事就是去買一把秤。「一把秤其實只是很簡單的投資,可是之前買不起時,只能在國際期貨市場裡載浮載沉。」徐文彥說。
類似個案正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,農民除了個人收益增加外,還可以共同討論公基金的用途,比如秘魯合作社成立專屬的可可工廠,自行加工可可、巧克力外銷。又如印尼農民建築清真寺,非洲則設置乾淨的水井等。
徐文彥認為:「當我們給農民合理的報酬,農民也會給土地、農作物、消費者相對的回報。我們希望在這過程中,可以讓消費者知道商業運作的背後,影響了很多人的生活跟整個地球的環境。」
每個人都是世界公民
除了投身世界性的公平貿易系統外,生態綠還曾成立副品牌「好樣綠」,以公平貿易概念收購臺灣各地的農產,例如先前高雄旗山的香蕉收購價是每斤1元,余宛如便用25元收購有機香蕉,再送到店裡做成香蕉蛋糕。再如其他水果,像是蛋糕、果醋、果汁、果醬,也都來自臺灣各地的有機食材。
儘管如此,還是有人質疑生態綠不優先幫助臺灣農民,余宛如則回應,「真要比較的話,臺灣有很多面向在全球評比上已經名列前茅,我們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,比很多國家、社會擁有能力了,那可不可以分一點心力去幫助別人?而且很多時候,『競爭力』是來自你想做更多的事情!」
她也強調:「在地的食物跟進口的食物根本沒有衝突,如果是在地型的,可以以社區支持型農業來運作;本土比較少的食物,就用公平貿易方法來填補缺口,一樣可以平衡。」
目前,FLO的產品已經行銷了70多個國家,讓600多個生產者團體受益,國際市場甚至還以每年超過50%的速度成長。至於生態綠過去也已協助成立35個合作社,每年繳出去的社區發展金累積達到75萬元,可以蓋10個學校、8個水井等。
除了咖啡館以外,公平貿易超市進一步蒐羅世界各地更多元的公平貿易商品。
2015年開始,生態綠將咖啡館及超市關閉,轉而在新北市成立加工廠,並以合作通路及品牌電子商務網站為經營主軸。「我們想做的,從來不是服務業,而是咖啡產業、公平貿易產業。」余宛如指出:「一開始我們開店面是為了推廣公平貿易,但現在外面已經有400多個通路與實體店面銷售生態綠的產品,實在不缺這家咖啡館了。」
新的生態綠,推出的第一個產品是與心路基金會庇護工場合作研發的蛋捲。當中採用了秘魯的可可、模里西斯的蔗糖,而且不使用嚴重破壞雨林的棕櫚油,「我們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讓消費者用很簡單的方式參與『改變世界食物』的計畫。」
余宛如強調,所謂公平,是權力關係的公平,而不是金錢上的施捨。當消費者走進供應體系裡承擔風險,農民也能參與價格決定,才有機會撼動全球糧食的供應結構,這便是一場沒有抗爭、沒有吶喊,也沒有激情的倫理消費運動。
生態綠轉型品牌電商,2016年即榮獲數位時代網路人氣賣家百強第28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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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標示為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」